德魯克聲稱，商業(yè)道德根本就不存在。他認為，這個特定的詞匯暗示了從商者遵從的道德和普通人的并不一樣。           “管理者，”他寫道，“不應(yīng)該欺騙、偷竊、說謊、行賄或者受賄。但其他人也不應(yīng)該。人們并不能因其職業(yè)而從人類行為的普遍規(guī)則中獲得豁免。”           他認為，解決辦法是進行“個人、家庭和學(xué)校的道德教育”。他認為，對于任何人——不管他是從商的高管還是其他什么人——只要違反了這些規(guī)則，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。           但公司組織確實面臨著特殊的道德風險，部分原因在于公司的合法權(quán)益有時很難和與之相關(guān)的人——消費者、供應(yīng)商、雇員等的合法權(quán)益區(qū)分開來。           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：在一家很受歡迎的餐廳，有位客人因等待上菜時間太長而怒氣沖沖。為了平息客人的怒火，一名侍者決定給客人贈送一份免費甜點。而客人在結(jié)賬時付給侍者相當可觀的一筆小費。他讓不滿意的客人變得高興起來并且因此獲得了獎勵，這名侍者的行為值得贊賞嗎？或者他的行為實際上是對這家餐廳的偷竊？因為顧客埋單的金額減少了，他自己卻獲得了超額的小費。           對于管理者來說，把你的利益和你的公司的利益區(qū)分開來也越來越難。你可能有權(quán)力處置公司的資源，但你不得不決策哪些花費是合理正當?shù)?，哪些不是。比如出差去會見一個關(guān)鍵的客戶很顯然是符合公司的利益的。但是，如果這名客戶在巴黎，而你恰好把這次拜訪安排到一個周末，時值你的朋友恰好也去巴黎旅行，那么這算是符合公司利益的舉動，還是為了自己利益的考慮？           泰科公司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，它的高管已經(jīng)喪失了任何底線，完全無法將這兩者區(qū)別開。科茲洛維奇在第五大道的奢華公寓裝飾著6000美元的浴簾、3.8萬美元的西洋雙陸棋桌、10.5萬美元的攝政時代桃心花木的書架，一對1780年出產(chǎn)的價值6.4萬美元的意大利扶手椅。所有的這些都由公司付錢。           在庭審上，科茲洛維奇的律師為這些購買行為作出辯護，聲稱這一公寓純粹由CEO進行商業(yè)使用。他的公開消費證明他沒有做任何見不得人的事。沒有秘密的瑞士銀行賬戶，沒有隱瞞的企圖，沒有任何你以為偷竊公司財產(chǎn)的人會有的偷偷摸摸的舉止。他們辯稱：既然他對自己的行為毫不掩飾，那一定是因為他相信對這些資源的使用都是合法、合理的，也是被董事會認可和支持的。           然而法官不同意，科茲洛維奇被判服刑八年零四個月。